李永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党委书记、董事长）
摘要：人才是做好新时代出版工作的第一资源，人才队伍建设是出版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构建适应新时代的出版人才培养体系是出版业更好服务行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文章系统梳理和总结出版人才培养的现状与问题，提出新时代出版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的核心要素和策略，为出版业助力文化强国建设提供解决方案。
关键词：人才培养体系?出版学科共建?出版智库?融合出版
中图分类号：G231
出版是文化建设的基础阵地，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承担着重要使命。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出版业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人才工作和人才事业发展历来被高度重视。新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才。出版业作为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力量，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人才工作具有更为特殊的重要性。
一、回应时代之变：锻造担当时代重任的出版人才队伍
在国家2035年远景目标的宏观框架下，《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从出版创新创造活力、优质内容供给能力、服务大局服务人民的能力，出版业实力、影响力、国际竞争力，出版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以及出版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的作用等方面绘制了出版强国的美好愿景。出版强国的建设目标对出版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出版业面临的技术革新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对出版人才培养体系提出新的要求。
（一）锚定出版强国建设目标
出版承担着传播真理、传承文明、教育人民、服务社会的重要责任，出版强国的建设目标需要高质量的人才队伍建设作为战略保障。一是对出版人才的政治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出版人才队伍，强化责任担当，把讲政治的要求贯穿到工作各环节各方面，才能更好地彰显主流思想价值，建设好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意识形态，将服务大局的能力水平推向新高度。二是对出版人才的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深入推进出版人才队伍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教育实践，增强本领能力，坚持内容第一，突出抓好原创出版，切实提高出版质量，推出更多优秀出版物，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三是对出版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为实现行业繁荣、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走出去取得成效以及行业治理效能得到提高，必须着重关注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以及出版理论、编辑校对、数字出版、印刷发行、版权运营和国际贸易等各种类型人才的全方位打造。
（二）顺应技术革新和社会需求变化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对出版业的理念、结构、载体、传播等都已经产生深刻影响的今天，技术革新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对出版人才培养体系提出新的要求。首先，对出版人才的知识储备提出新的要求。一方面，伴随技术的发展，出版业对原有岗位的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他们不仅需要具备传统的业务知识，还需要掌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面的新技术。另一方面，出版业本身的跨界融合所带来的新兴业态产生了新的内容岗位，势必要求诞生一批与其内容业务规模相匹配的编辑和审核队伍。其次，对出版人才的评价体系提出新的要求。出版人才评价体系应与出版人才类型更加多元、能力更加全面的变化相适应，对出版人才的评价维度也应更为丰富，特别是从充分激发出版创新创造活力出发，亟须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并构建与之相呼应的激励机制，从而充分发挥出版人才队伍的潜能。最后，对出版人才的培养方式提出新的要求。在加快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出版业务与新兴技术融为一体的新型出版形态的新形势下，高校出版学科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更需要和业界紧密结合，探索产学研联合培养模式，调动各方力量，不断推动业界和学界的融合贯通，从而做到把出版学科建设基础夯实，人才队伍建设做优做实。
二、破解实践之困：传统出版人才培养的实践问题
（一）传统出版学科人才培养面临困境
出版人才的培养始终是学科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出版学科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至强，形成了本硕博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国家新文科建设对出版人才提出复合型要求，但我国出版学科人才培养在反映和适应新时代变革需求上，还存在很多不足。一是出版学科的建设过程中长期依附于图书情报学、新闻传播学、文学等学科，加之研究内容、结构等随时代发展发生较大改变，出版学科的专业设置比较落后，无法适配与对接出版业在转型时期的需求，中国特色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面临的学科不独立、研究不自主等问题日益突出。二是出版学科在学科交叉融合的背景下，面对日益复杂的出版现象和问题，并未脱离单一学科视角；出版学科专业教材未能很好地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提升出版学科的学理性和规范性，不能满足新时代对出版人才培养涉及政策规范、编校标准、前沿科技、企业经营和营销发行策略等方面的综合性要求，人才培养与业界脱节，导致出版学科相关毕业生职业胜任力不足。三是出版学界和业界的关系并未真正理顺，未能建立起观念互融、功能互补、价值互通的协同发展机制。学界认为业界的研究成果很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论文”，而是经验总结性质的文章；反过来，业界认为学界产出的“论文”隔靴搔痒甚至空而无用，解决不了出版界的现实困惑或问题。[1]业界认为出版学科建设对于出版人才培养的推动作用并未真正发挥，学界也不愿主动同业界专家交流合作，双方互相以自身的标准评判对方，并未形成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合力，不利于出版学科和出版业的发展。
（二）新技术应用及创新不适应新业态发展
目前出版行业在出版融合中尚存在一些认知偏差，这些偏差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传统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和升级。一些出版单位坚持相对保守的思想观念，抵触新技术，忽视融合发展的重要性；固守出版旧模式，不能做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设计和推广融合出版产品，无法满足读者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并提供相应的增值服务。一些出版单位虽选择了融合发展之路，但思路还不清晰，力度还不够大，形式比较单一。纸质书仍然是出版业主要的产品形态，利润主要依靠纸质教材和教辅获得，从而导致这些出版单位很难真正实现实质性的数字化转型，在身份转型与技术革新中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很多出版单位现有的数字出版从业人员往往由传统编辑转岗，一些出版单位也没有及时建立相应的人才管理制度。2023年4月，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调研了国内22家各类型有代表性的出版单位，对数字出版从业人员的数量、从业时长、知识结构等情况进行了分析。调研显示，数字出版从业人员由原有编辑转岗较多，且从业人员中工程技术、新媒体营销等专业技术人员占比很低；只有6家出版单位建立了与数字出版从业人员职称考评相关的制度规范，其他16家全部依照现有编辑职称序列考评要求对待数字出版从业人员。编辑工作观念与工作方式有待转变以及行业数字化和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不完善，是造成融合出版发展不够深入、新技术应用及支撑能力不足的重要因素。
出版业在新技术的适配和研发方面投入不足，尤其是出版融合发展的主体责任单位——出版企业在科技管理政策执行、科研规划制定、科研人员配备、组织机构设置以及资金投入保障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短板，出版人才的新技术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存在明显不足。如何更好地应用适配的新技术，如何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创新与突破，都是推进出版融合全方位一体化发展、构建新时代出版人才培养体系所要突破及思考的重点和难点。
（三）出版智库示范带头作用有待加强
2022年1月起国家新闻出版署实施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计划，通过培养壮大一支智库专家队伍，打造专业化出版智库方阵和出版人才高地；通过结构合理、优势互补、功能齐备、适应行业所需的专业化智库，促进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到2023年，包含专业研究机构、高校出版院系、出版单位以及行业相关企业等在内的27家机构入选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计划，形成智库方阵，既立足于推动中国特色出版学科的发展，丰富完善出版学的理论构架与实务研究；又聚焦出版产业转型升级需求，针对行业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提供决策性意见、建议，引领行业发展。智库人才作为出版业的领军人才，是出版人才建设和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出版智库在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但出版智库作为人才高地对整个出版行业人才培养的示范带头作用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目前，出版智库人才由各家出版智库机构自行配置，有专职的研究人员，更多是兼职的研究人员。整体而言，出版行业从事出版智库研究的人员数量不足，特别是领军人才和杰出人才较少，缺乏开展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和储备性政策研究的出版智库专家。现有出版智库专职/兼职人员同质化程度相对较高，人才来源渠道较为单一，学科背景、研究方向、工作经历、研究能力等趋于一致，不利于思想的创新，不容易形成更高质量的研究团队。许多智库人员作为兼职研究人员，处理出版本职工作时得心应手，但他们面对出版智库的五大功能——“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时，可能出现一些不适应的情况，容易造成智库成果“理论研究多、对策研究少，学术论文多、研究报告少，策略问题多、战略问题少，虚招花招多、实招妙招少”等现象。此外，出版智库成果发挥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虽然有“出版视点”等智库成果交流的品牌活动，但参与的人员和智库成果传播范围有限，出版智库的社会影响力还不够。总而言之，出版智库人才建设仍需要上级主管部门更多的顶层设计，出版智库方阵和出版人才高地仍在建设和形成过程中，对出版业人才培养的示范带头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出版国际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产业规模迅速壮大，图书出版量长期居世界首位，已成为世界出版大国。但整体而言，我国出版业与发达国家的出版业水平相比，国际出版能力偏弱，世界影响力不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越来越多的出版企业面向国际市场，打造国际品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还需要从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这就需要打造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国际出版人才队伍。目前我国出版人才队伍中缺乏国际化的翻译人才、通晓国际出版业务的版权贸易人才、具有国际企业经营经验的管理人才等高级人才，难以满足走出去提质增效的需求，已经成为制约国际出版业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培养出版国际化人才目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本土出版国际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二是国外出版人才培养交流体系不健全。
在本土国际人才培养方面，我国编辑出版专业在基础学科教育课程设置上，对于国际出版业务的专业课程设置较少，教师缺乏参与国际出版业务实践的机会，学校存在引进国际出版高端人才的困难，导致出版专业人才培养缺乏国际视野，专业教育与国际出版业务脱节，在人才培养的源头就缺失了国际化部分。在翻译人才培养方面，长期以来我国小语种翻译人才匮乏，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推广上成为图书走出去的痛点。在经营管理人才培养方面，我国出版业缺乏管理人才走出去实践培养机制。国际化管理人才需要在实际的国际业务中锻炼成长。目前缺乏一个长效机制来保障国际化管理人才有参与国际合作项目、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出国进修课程以及参加国外知名出版机构工作的机会。在国外人才交流培养方面，我们要培养一批知华、爱华、友华的国际出版人才，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做好文明的使者。目前出版专业方向的留学生培养还非常薄弱，这也是出版学成为一级学科后应该重点考虑的问题。此外，国际出版人员互访和专业培训交流，以及中国出版企业海外分支机构专业人员的业务培训等工作，目前都不成体系，没有形成稳定的培训机制，这也是国际人才培养容易忽视的问题。
三、构建培养体系之道：新时代出版人才培养的基本原则
（一）政治引领人才培养方向
出版业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实施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出版社要政治引领、事业为上，牢固树立人才引领发展的理念，不断提升文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人才，进一步夯实出版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支撑。
确立出版人才培养的正确价值导向要坚持以下三个原则。一是坚持党对出版人才队伍建设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人才队伍建设的方方面面，贯穿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管理全过程，在进人用人、职称职务晋升等关键环节严把政治关，确保出版人才队伍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并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为实现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二是坚持政治素养是对出版人才的基本要求。出版作为党和国家的宣传阵地和意识形态阵地，天然地具有政治属性。出版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要求出版队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求出版队伍持续提高自身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并善于把政治导向、政治要求体现到工作中去。三是坚持打造高水平人才队伍服务新时代出版事业发展。打造一支顺应时代变革、紧跟时代节拍，支撑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出版工作专门人才队伍。这支出版人才队伍兼具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志存高远的学术情怀、渴求完美的精品意识、锐意进取的改革创新精神，以及宏阔视野和全局思维，不断结合出版工作实际打造经得起时间检验和实践考验的核心竞争力。
（二）学科夯实人才培养基础
出版学科事关出版人才培养质量，出版学科在现实层面的人才培养创新发展路径抉择需要具备一定的核心要素，方能确保现实路径导向的正确性和实施的有效性。一是要继承传统、推陈出新。继承传统，要立足我国出版学科高等教育60余年所积累的成功经验，不断强化以内容为核心的出版人才培养观念，继续坚持以编辑学为中心的出版学科体系；推陈出新，要在探索时代需求的基础上，明确新时代出版学科人才培养体系的发展目标，发挥好出版学科专业教材建设在出版学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教材建设为支点，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二是要对标要求，明确方向引领和方法论要求。近期教育部进一步强化新文科建设，从发展理念、专业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重点领域分类推进、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扎实推进。出版学科人才培养要按照新文科建设和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相关要求，进一步强化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形成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三是要经世致用，面向行业之需。出版业界的相关实践是出版学科的基础和出发点，离开了业界的相关实践，出版学科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加强与业界的交流和结合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三）数字技术带动人才培养创新
“在推进教育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进程中，技术扮演着一个重要的、活跃的角色。”[2]随着出版业转型升级的深入，整个行业对数字出版技术的依存度越来越高。为适应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加快推进出版融合，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如《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3]《关于开展“数字出版千人培养计划”试点培训工作的通知》[4]等，都对新时代深入推进出版深度融合发展作出了全面安排，为出版单位探索融合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新领域，为新时代出版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政策支撑与行动指引。出版单位要加大对从业人员的新技术培训，迅速适应出版行业的新变化。一是要牢固树立融合出版的意识，掌握融合出版的规律，熟悉融合出版的市场，通过培训实现能力大提升、工作大促进，切实推动出版业融合发展，开辟新局面。二是要加强对出版人才数据分析能力的相关培训。通过开展包括数据分析能力在内的数字素养培训，提升出版人才的数据分析能力，帮助出版人才更好地理解和分析数据，从而深入洞察读者行为，鼓励出版人才通过多种形式学习新的技能和数据分析方法，实现知识储备与技能运用的深度融合。三是要加强对出版人才数字编辑和发布工具运用能力的培训。出版人才掌握这些工具的操作方法能够更高效地完成图书内容的编辑、排版和分发任务。四是要加强对出版人才创新意识和学习能力的培训，从而使其不断适应新兴媒介和技术的发展，灵活运用多种工具和平台来参与图书编辑工作。此外，还应对出版人才进行有关著作权法、数字版权管理（DRM）等知识方面的培训。总之，融合出版背景下的出版人才培养是与新技术的运用能力息息相关的，包括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培训在内的媒介素养提升应当贯穿于新时代出版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整个过程中。
（四）智库开辟领军人才培养前沿
出版智库的建设要夯实智库研究基础，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开展出版业发展现状、问题与战略研究，“政府出题、智库答题”是出版智库重大课题研究的普遍方式，出版智库自身也要加强自主性课题研究，要按照“战略性、前瞻性、储备性”原则进行出版智库的课题研究。一是要面向出版行业发展进行战略性研究。面向出版行业发展的战略性研究是服务于出版行业层面宏观决策的。《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明确提出，2035年我国将建成出版强国，如何落实《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如何落实出版强国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都需要出版智库进行专题研究。二是要面向出版行业发展进行前瞻性研究。出版社对技术载体的依赖性不断增强，在未来如何更好地发挥科技的力量助力出版，出版智库需给予前瞻性研究和指导，包括对新兴技术未来发展方向和创新趋势作出预测和判断，对出版数字化适度超前提出谋划和布局建议，尤其是对数字出版领域可能带来重大变革及颠覆性变化的技术，以及技术创新可能的跨领域应用进行研判。三是要面向出版行业升级发展进行储备性研究。行业储备性研究是出版智库通过研究来为出版业的政府决策、产业升级的不时之需做准备。研究内容包括出版强国建设中的发展战略，以及新技术发展问题、融合出版问题、产业发展动态趋势、产业政策、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产业发展瓶颈问题等等。总之，要持续做好调研积累，为产业升级提供决策支持。
（五）国际化拓宽人才培养路径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方面是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出版行业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其国际化发展已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对于提升我国出版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根本保障。建设一支擅长国际业务的高水平人才队伍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高水平的国际出版人才队伍建设要坚持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党的领导下，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出版导向，主动服务我国外交方略，传播好中国声音。二是坚持国际化的培养目标，增强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传播能力。要强调学习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了解世界多元背景和热点挑战。要具备有效沟通能力，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三是坚持出版专业方向，强化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出版业在新媒体的驱动下呈现出专业性和融合性的特征。国际出版人才培养必须紧跟新媒体时代内容变现形式与传播形式的多元化特征，结合国际出版业务，不断增强从业者的创新能力，适应行业飞速发展的变化。
四、探索未来之路：新时代出版人才培养的实践路径
（一）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构建人才培养新体系
1.党建引领出版人才建设
在新的历史起点推进出版人才队伍建设，必须继续坚持党对出版事业的全面领导，把建设一支传播先进文化的优秀团队作为党建和企业运营的最佳结合点。一是聚焦思想引领，强化政治建设。结合企业制度建设，系统谋划好党建工作，把政治理论学习与工作实践结合起来，坚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引领出版人才强化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责任意识，推出更多更好的精品出版物。二是提升素质能力，强化担当作为。一方面引导出版人才保持“本领恐慌”，切实提升知识储备以及应对风险挑战的本领；另一方面积极营造不断进取、敢为人先的干事创业氛围，立足大局、立足发展、立足岗位，帮助出版人才提升各项能力。三是重视人文关怀，强化企业文化建设。以人文关怀为底色、以品牌文化为核心，突出企业发展中的文化积淀、企业价值观、员工规范与传承敬业精神等方面的文化个性，不断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运用多种形式增强员工归属感、增强企业凝聚力。
2.优化出版人才梯队结构
建设文化强国、出版强国，必须加快建设重要出版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锚定建设目标，全面、科学地制定人才战略，引导构建结构优化的出版人才梯队。一是实施人才工程，激励出版高层次人才。一方面充分发挥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出版融合发展优秀人才遴选培养计划等人才工程的作用，培养造就一批出版领军人物和出版家；另一方面充分重视出版智库和出版学科的高质量建设，鼓励出版高层次人才参与出版战略研究、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二是优化顶层设计，锻造专业技术人才。一方面加强人才队伍培养和管理的顶层设计，布局合理的编辑、数字出版、营销发行、国际交流和行政等队伍，加强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另一方面“推动人才培养使用、激励约束、待遇保障等体制机制不断优化”。三是积极布局未来，储备孵化青年人才。在激励高层次人才、锻造专业技术人才的同时，推动出版企业加强对青年员工的关注和培养，储备和孵化有潜力人才，“在学习培训、课题研究、交流锻炼等方面予以支持”，夯实出版业可持续发展的人才根基。
3.完善出版人才政策措施
把握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激发出版创新创造活力，必须在制约出版人才队伍发展体制机制的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不断完善促进出版人才队伍发展的政策措施。一是完善引才保障，营造良好用人环境。一方面完善引才配套政策，解决引进人才任职、社会保障、户籍、子女教育等问题；另一方面破除论资排辈的陈旧观念，建立健全对青年人才普惠性支持措施，培养造就青年英才。二是拓宽用才路径，优化考核评价体系。一方面畅通高层次人才和业务骨干人才的晋升通道，打通人才流动、使用的制度障碍，鼓励人才竞争与流动；另一方面“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出版人才评价体系”，建立出版人才中长期培养激励计划。三是改革育才模式，完善人才发展机制。一方面加强探索产学研融合育人，推动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升级的协同推进；另一方面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提高评审科学化水平，同时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推出一系列科学精准、管用好用的人才政策。
（二）以出版学科共建为抓手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
近年来，在中宣部、教育部等有关部委的大力推动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努力下，出版学科人才培养获得了快速发展，部校共建、产学研合作、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学科培养模式探索、专业教材建设等扎实推进，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在此背景下，新时代出版学科人才培养还需侧重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政治导向和科研创新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问题。”[5]出版学科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和价值属性，发挥好我党明确将“为谁培养人”作为人才培养的首要目标的传统优势，在新时代人才培养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面对新时代带来的挑战，出版学科必须在教学和科研两个维度打破固有思维，积极融合新技术、利用新方法，在应对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方面补齐短板，加强学生主动适应和应用新技术能力的培养。
2.加强政策和理念方向引领
新文科建设和《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颁布实施从顶层设计层面为出版学科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提供了方向引领。开展中国特色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是出版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为此，出版学科需要优化学科布局，更新出版专业课程设置，持续做好出版学科专业教材的迭代升级和持续发展，将新技术、新方法纳入到教材编写体系中，借助心理学、行为学、人工智能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丰富出版学科体系。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致力于提升出版专业学生在创新思维、企业管理、资金运作、版权交易、技术应用等关键领域的能力，同时积极发展双学位项目、主辅修制度和微专业课程，并建立跨学院、跨专业、跨领域的教育合作体系，以培养复合型、特色型以及技能型人才。
3.培养和实践密切结合
出版学科与业界实践的密切结合历来受到出版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学科共建为出版学界、业界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契机，为出版理论满足不了出版实践需求、出版教育满足不了出版业人才需求的突出问题提供了道路指引。“共建”既是“政产学研用”融通培养出版人才的创新之举，也是出版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有效形式。[6]“贯通产学研用”也是《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的总体要求之一，相关举措在加强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的有效对接，提升学术成果的转化运用效能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吸纳有关重点出版社、出版集团和数字技术企业负责人、知名编辑、承担国家重大出版工程的资深专家等担任导师，支持青年教师到出版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挂职学习、实践锻炼，加强学生就业辅导、校企就业合作等举措，都是立足出版实践、理顺出版学科和业界关系的有力举措，对于实现出版学科和出版业协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以融合出版为方向突出人才培养新特征
融合出版是新时代出版业新的增长点，也是当前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和战略方向。融合出版的高质量发展，要求人才队伍必须有锐意进取的改革创新精神。出版单位要顺应全媒体发展趋势，以新时期提出的融合发展国家战略为指导，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纵深发展，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因素，创新出版业态、传播方式和运营模式，着力推出更多数字出版精品，探索融合发展之路。这些都要求人才队伍不断追求进步、追求革新、追求提高，在综合性和专业化方面再下功夫。同时，出版单位应积极搭建融合出版创新与应用实验基地，持续深耕教学、教材研究与融合发展研究，积极倡导先进教育理念，创新产品和教学服务模式，坚持培养与使用相结合、产学研相结合，把实验基地打造成教育出版、教育服务融合创新、成果转化的重要场所，促进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
1.探索产学研贯通的融合人才培养路径
尽管出版教育和业界培训都在根据技术环境的不断变化而调整，但融合出版方向的人才培养与业界实践稍显脱节，业界的培训也难以赶上新技术的发展速度，因此，要以融合出版为重要方向，打通政产学研，努力健全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应兼顾新老人才的共同发展，高校应把出版学科共建工作作为工作重点之一，摒弃传统的教学模式，引入更多与时俱进的内容，如数字出版、新媒体运营等。同时，邀请一线融合出版人才走进课堂，为学生提供宝贵的实践经验和行业洞察，以及提供真实的行业案例和经验分享，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理论知识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此外，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也是非常重要的，高校可以与出版机构开展合作，为学生提供专业对口的实习机会，使学生在实际操作中锻炼自己的能力，为将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基础。对于已经具备一定工作经验的出版人才，出版机构可以“因材施教”，根据人才需求和发展潜力，为其量身定制人才培养方案，缩小员工的数字技能鸿沟。
2.完善融合人才培养体制机制
在融合出版的背景下，出版行业的关键岗位和人才需求发生了显著变化。《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指出，要“加强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重点打造出版理论人才、优秀骨干编辑、优秀校对人才、数字出版人才、印刷发行业务能手、版权运营专家、出版国际贸易人才等，建设新时代出版人才矩阵”[7]。可见，新时代的出版人才培养，既需要注重出版人才实际技能的提升，又需要在政治敏锐度及理论知识储备方面对其进行引导，同时还需要引导他们懂技术、会经营，有动态学习的能力。融合出版要求出版行业的从业者不仅要有深厚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跨领域的技能和素质，能够适应数字化、网络化、社交化的出版环境，为读者提供更丰富、更有深度的内容和服务。出版单位可以从岗位设置试点、业务组织优化及员工在岗培训等角度出发，因地制宜、因事施策，研究制定与出版融合业务相关的岗位设置和能力要求规范，建立健全融合发展人才队伍的培养和考核机制；“给人给事给待遇”，形成“融合有我”“我要融合”的工作氛围；在现有工资薪酬体系下，通过专门对复合型人才授予荣誉称号和提拔任用等方式，进一步健全成果分配机制。
3.创新多主体联合的融合人才培养模式
出版企业既是用人主体，更是育人主体。出版企业应科学制定融合发展人才队伍建设目标，主动制定人才培养规划，并通过与高校、行业协会和第三方培训机构合作，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为出版融合发展构建良好的人才培养体系。出版企业可依托高校的研究资源，合作开展出版融合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和技术攻关，提升行业的研发能力；通过参与重大工程项目，培养高端人才和领跑团队，将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与高校共同开发与出版融合发展相关的课程，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出版单位还可以与高校以外的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和培训机构等多主体协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的数字化素养和技能，积极探索健全人才培养体系的有效路径，力争更好地完成出版融合发展人才培养任务，健全新时代人才培养体系。
（四）以智库建设为引领注入人才培养新动能
1.顶层设计建立智库建设长效机制
出版主管主办单位应从顶层设计的角度为在岗出版人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通过积极实施名家工程、领军人才工程、管理人才培养工程、青年英才培养工程等系列工程弥补出版行业领军人才数量不足的情况；依托国家级新闻出版重大工程、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文化产业改革发展项目及与相关行业合作课题等平台，促进出版行业人才快速成长；通过给予户口编制、增设各类奖项、提升人才培养平台等举措吸引更多新人加入，为出版业人才培养提供制度保障。出版主管单位还应对出版智库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包括前期立项资助和后期成果资助，要有明确的资助办法，同时要加快探索建立政府购买智库成果机制，制定出台政府购买智库成果管理办法，同时鼓励智库的主办单位同步提供支持资金，还应该鼓励智库的社会化融资；在协同发展方面，打造“出版智库共同体”，组成由多个出版智库、专家学者、媒体、企业、政府等各方资源联合而成的智库组织形式，互惠互鉴；设立出版智库专项奖励，给予出版智库和智库专家更多的物质和精神激励，支持出版智库多出高质量成果，扶持培养更多智库人才成为出版业领军人才，促进出版智库方针和人才高地进一步形成。
2.专项培训和选拔培养出版智库人才
政府管理部门和出版单位要重视智库人才的专门培训，可以开发专门的智库课程并将其加入出版专业日常培训或学时培训。培训的内容需包含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高智库人才对策研究的质量，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培养智库人才的复合型能力，除人才本身应具有较强的人文研究能力外，要重视统计学、计量分析等定量研究能力，紧密结合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在有条件的高校开设交叉学科专业、增设智库相关专业，培养多学科背景人才，或对新闻传播、产业经济、统计学等相关专业设置专门智库课程，高校的智库课程可以和出版智库联合开发，培养有志于从事出版智库研究的年轻一代；在出版专业继续教育学时培训的网课中增加智库相关的课程内容，促进产学研共同培养，为智库人才的建设和选拔提供“蓄水池”。
3.多方参与的智库平台提高智库影响力
智库研究成果的呈现方式有很多，可以通过图书、期刊论文、研究报告、培训、讲座等传达智库的新成果，引起新闻出版从业者和新闻媒体的关注，或者通过参加政府相关机构召集的专题会议影响政府决策。为了更好发挥出版智库方阵和人才高地的作用，需要搭建专业的智库平台，包括出版智库的官方网站、公众号、微博等自媒体平台，由相关专家、学者、机构和企业共同参与，由出版智库秘书处设专人进行维护，以确保网站更新升级及时，各模块齐全，比如设置招募模块；可以通过设置不同出版研究课题来吸收智库研究新鲜血液，跨地区跨机构组成课题研究团队等。平台要重视对智库研究结果的推送，及时更新智库可以对外发布的研究成果和数据，保证更新频率。
（五）以文化战略为导向开拓人才培养新领域
1.构建国际化人才整体培养体系
具有国际出版业务优势的中国出版企业积累了丰富的国际出版客户资源和文化交流渠道，在培养国际出版人才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在高校人才培养方面，一是要改革教师队伍，积极聘请国内外出版业界专家参与教学，并增加教师与业界沟通交流的机会，将国际出版一线实践经验引入专业课堂；二是针对出版学专业硕士生和博士生的高级人才培养要加入国际出版实训课程，并选派优秀学生到出版企业国际部实习，探索高校出版专业与出版企业和跨国出版企业的联合培养模式。在企业人才培养方面，从业人员国际传播能力培养一方面有赖于国际出版实践，另一方面要增加语言文化的国际化课程。企业可与高校有关院系合作，开设相关课程，作为职业教育的补充。
2.建立企业国际化人才成长机制
在业界，国际人才培养需要建立起系统性、计划性、针对性和实用性的人才成长机制，保证其从国际出版业务的实际出发培养相关知识和技能。人才培养要把“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一方面，从知名跨国公司邀请优秀的专业出版人和职业经理人来出版企业做内部培训和专业导师，重点培训版权法规、版权贸易、翻译出版以及数字出版等前沿业务课程，提升从业人员的国际出版能力。另一方面，有实力的出版企业可以借国际书展的机会，选派优秀人才走出国门，积极参加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开阔国际视野，增长专业见识。此外，还可以依托国外出版研究机构开展国际人才培养项目，如国际出版人才高级研修班等。在海外人才引进和培养方面，有实力的出版企业可以适当引进海外高级出版管理人才，充实海外分支机构出版人才储备，还可以选派留学生或知名高校毕业生作为储备人才在海外分支机构锻炼，丰富人才建设梯队。
3.实施出版国际人才培养工程
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出版人才队伍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陆续建立起了完备的出版人才工作体系，为我国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智力保障。国际人才培养也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目前国家发布的关于出版人才建设的文件，如《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开展“数字出版千人培养计划”试点培训工作的通知》《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实施意见》等，多集中于复合型人才培养，着重强调人才的数字创新能力和出版融合能力，但在国际出版人才专门培养方面的举措略显不足。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不断深入，解决国际出版人才缺乏的问题越来越需要国家层面给出政策支持和制度安排。建议实施国际出版人才培养工程，通过专项资金和专门立项来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精通国际出版业务的专才能才，加强海外文化交流。还可以在高校出版专业设立公费留学生项目，支持有志于传播中华文化的海外留学生和出版从业者、翻译人才来华访学，鼓励国际出版高端人才到中国从业，从而打造一支真正国际化的出版人才队伍，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来源：《出版发行研究》2024年9月）